一位前花旗集团女高管提起诉讼，指控这家巨型银行存在种族和性别歧视，包括一位高层领导对她进行性骚扰。

周一，朱莉娅·卡雷翁 (Julia Carreon)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她于2024年夏季辞职，此前担任花旗财富平台和体验全球主管。

该投诉指控花旗集团财富管理业务主管安迪·西格“煽动对卡雷翁进行持续不断的、性质恶劣的性骚扰、操纵和诱导”，部分原因是他向同事暗示两人存在性关系。投诉还称，西格“败坏”了卡雷翁的名誉，导致她在花旗集团“被武器化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了一场“带有严重厌女色彩”的内部调查后辞职。

西格并未被列为本案被告，该诉讼针对的是花旗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门。

周二，花旗集团对该诉讼作出回应，提交了一份强制仲裁申请。该申请已提交至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卡雷翁居住于此，且在花旗集团任职期间也居住于此。

花旗银行在诉状中声称，卡雷翁在受雇于该行期间从未提出过种族或性别歧视方面的担忧，而该行设有劳动仲裁政策。诉状称，“为了逃避就所有与雇佣相关的索赔进行仲裁的协议……（卡雷翁）捏造了一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且明显虚假的说法，即西格先生对她进行了性骚扰。”

卡雷翁的首席律师琳达·弗里德曼周二告诉媒体，（花旗集团）向德克萨斯州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指示纽约法官将此案提交仲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异的法律手段，旨在恐吓和羞辱”卡雷翁。

卡雷翁在花旗银行工作了大约三年。她声称，早在西格被聘用之前，她遇到的麻烦就开始了。

卡雷翁表示，花旗银行高管在她于2021年受聘帮助该银行转变数字化客户体验后不久就将她边缘化。

身为有色人种的卡雷翁声称，她遭到某些白人男员工的公开敌意、不尊重和蔑视，最终被银行的男性领导排挤出局。

卡雷翁周一在领英上发帖称，她的律师“花了14个月的时间试图私下解决此事，但花旗银行的律师表示欢迎公开协商。” 卡雷翁加入花旗银行之前，曾在富国银行工作超过14年，担任私人银行首席数字官。

“站出来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没有哪个女人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卡雷翁在领英上写道。

“但我在花旗银行的三年里，直到2024年5月，所发生的事情触及了一些不容妥协的原则……真理值得捍卫，即使这意味着要付出代价。”

花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否认了这些指控，称“这项诉讼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将通过法律程序证明这一点”。

花旗集团目前是另一起诉讼的被告，该诉讼由花旗集团全球股票市场部门董事总经理阿迪斯·林赛提起，她目前已休假。林赛声称她遭受了敌对的工作环境和非法歧视，并被迫与一位上司发生性关系。诉讼提起时，花旗集团誓言要对林赛的指控进行辩护。

最新的指控标志着西格在六个月内第二次面临工作场所行为不端的指控。西格向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汇报工作。

彭博社去年8月份报道称，西格因其对待同事的方式而受到一家外部律师事务所的调查。据彭博社报道，至少有六位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了他，其中一些指控涉及他对花旗集团前全球私人银行主管Ida Liu的待遇，Ida Liu大约在一年前从花旗集团离职。

Ida Liu离开花旗银行时是花旗银行级别最高的女性高管之一，之后被汇丰银行聘为私人银行首席执行官。

西格于2023年从美国银行财富管理部门被花旗集团挖走，是弗雷泽近五年前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拉外援动作之一。弗雷泽表示西格在改革财富管理业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在周一提交的诉讼中，卡雷翁表示，西格于2023年秋季加入花旗集团后不久，她就得到了晋升。诉状称，西格“立即对卡雷翁大加赞扬，告诉她他听说她是‘明星’”。

但根据提交的文件，西格对卡雷翁的“有限的专业支持，对她来说代价太大了”，该文件列举了多起性骚扰指控，包括性暗示，这让卡雷翁感到“人格受损，颜面尽失”。

诉讼称：“当她终于找到一位支持她工作的富豪——财富管理主管安迪·西格时，花旗银行歧视和性骚扰的文化却将她贬低为性对象——她不可能凭借自身能力达到如此高度，一定是和她的老板有染，但这并非事实。”

花旗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门自2018年以来一直由萨拉·威切尔领导。诉讼指控该部门对卡雷翁与西格的关系进行了“厌女调查”，而卡雷翁是两人中唯一受到调查的人。

“花旗集团人力资源部长期以来存在歧视和性骚扰行为，据称，该部门认为一名女下属与一名有权解雇她的男高管之间存在性关系，但在西格连续数月对该女子进行性骚扰，而花旗集团却纵容了这种性骚扰文化之后，才选择对该女子展开调查。”该文件称。

根据诉状，卡雷翁自离开花旗银行后“一直难以找到新工作”。她的领英个人资料显示，她目前是Veritas Wealth Partners的合同工，担任战略顾问。

诉讼称，卡雷翁还计划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歧视指控。

主编精选，篇篇重磅，请点击订阅“邮件订阅”